“文化”一词，最初是由两个字组成：“文”有文字、文章、礼乐制度、鼓乐、曲调等意思。化作“变化”解，人受教而变化为“化”，故本义作“教行”解（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。凡以道业诲人为教，人能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过迁善，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；人接受教诲则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，此变革谓之“化”。所以文化二字合用，即以文字、文章、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，达到转恶为善、转迷为悟、转凡成圣的目的。故古人强调：文以载道，以文化人，读书志在圣贤。无论是文章，还是礼乐、歌舞等文艺形式，在某种程度上，都是道德的体现，都是用以教化人的方式。而这些艺术化的教学可以起到“润物细无声”的作用，能够潜移默化地变化人的气质，使人不知不觉变得文质彬彬。由此可见，文化的灵魂是道德。所以，无论是文字、文章，还是礼乐，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道德教育的功能。
 
　　从文字上看，古代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，让人看到这个字，就从中受到了教育。例如，正体字的“耻”写作“恥”，从心、耳声，可见“耻”是心有所惭的感受，表现在外就是每当人闻听自己的过失而面红耳赤。
 
　　“怒”，上面是一个“奴”，下面是一个“心”，提醒我们发怒的时候是把心变成了奴隶，因为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情绪了；而转“怒”就可为“恕”，把怒字中“奴”字的棱角变得圆滑一些，就成为了“如”，恕就是要做到“如其心”，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，就可以“转怒为恕”，做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“孝”，上面是一个“老”字，下面是一个“子”字，意思是子承父、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，而不是两个，因此中国文化中没有“代沟”的观念。而“爱”，正体字写作“愛”，是感受的“受”中间加一个“心”字，意思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，才能体会到爱意浓浓。这也是提醒人，爱的真谛是付出而不是索取。因此，爱的感觉是温暖的，爱的言语是正直的，爱的心地是无私的，爱的行动是成全的。
 
　　古人所写之文章，被分别收集在经、史、子、集之中。经者，常也，记载的是古圣先贤所体悟的恒常不变的道理。正如《易经·贲》上所说：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古圣先贤观察天象，知晓了四季变化的规律；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，总结了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，后人研习这些文章典籍，就可以起到“明德”的作用，并进而通过亲民而推行教化，而实现天下太平，达到“止于至善”。所以古人强调：读书贵在变化气质、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朱伯庐在《劝言》中也说：“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，是此等人；读了后，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此教人读书识义理之道也。要知圣贤之书，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。是教千万世做好人，直至于大圣大贤。所以读一句书，便要反之于身，我能如是否？做一件事，便要合之于书，古人是如何？此才是读书。”
 
　　史，蕴涵着天下兴亡、民族兴衰、政治清浊、社会治乱、人生荣辱的历史鉴戒与经验教训。《易经》上说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蓄其德”。学习前贤先哲的言论和行事，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，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，无论是为君、为臣、为政、治学，概莫能外。因此，古人说：读史使人明智。关于读史对品德培养的作用，习近平同志在《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》的讲话中进行了精辟的阐述：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、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，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、社会、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、兴与衰、安与危、正与邪、荣与辱、义与利、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。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，升华思想境界，陶冶道德情操，完善优良品格，培养浩然正气，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。
 
　　子和集是记载诸子百家和后代文人的言论和思想的，但其中最重要内容也是尊道重德。例如《群书治要·曾子》上说：君子博学而浅（《大戴礼记》作“孱”）孚之，微言而笃行之。行欲先人，言欲后人，见利思辱，见难思诟，嗜欲思耻，忿怒思患，君子终身孚此战战也。《群书治要·文子》上说：“故乱国之主，务于广地，而不务于仁义；务于高位，而不务于道德；是舍其所以存，而造其所以亡也。”即使是被列为法家代表的管子也认为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唐朝的诗人李商隐在《咏史》一诗中也这样写道：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”。在这些著作之中，文以载道、以文化人的特点都非常明显。
 
　　文，除了有文字、文章的含义外，还有礼乐制度的意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文化就是以礼乐化人的意思。礼对人的教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《礼记》上说：“夫礼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。故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”这里，特别强调了礼的目的是“治人之情”，在于变化人的气质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《大戴礼记》上也记载，“孔子曰：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，必有乱患。故婚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苦，而淫辟之罪多矣；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，而争斗之狱繁矣；聘射之礼废，则诸侯之行恶，而盈溢之败起矣；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，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。”但是，凡人的智慧，能看到已经发生的，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。礼仪，在恶的行为将要发生之前就能防微杜渐；而法令，则是禁止于恶行发生之后。因此法令的作用容易看到，而礼仪所产生的效果就很难知道。所以礼，贵在杜绝罪恶于萌发之前，而从小事上培养恭敬之心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日日依从善道，远离罪恶。因此，《礼记》上说：“是故先王制礼也以节事，修乐以导志。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。”对于音乐教化人心的作用，已经被现代人普遍忽视了，更多的人仅仅把音乐作为娱乐的方式。但事实上，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”。孔子到一个地方，还没有询问这个国家的政事办得如何，首先听一听流行什么音乐，就能推断出这个地方的民风如何了。所以在古人那里，特别强调了音乐对人心和社会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。《礼记》上说：“是故先王之制礼乐，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，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”。意思是说：古代圣王制定礼乐的目的，不在于满足口腹、耳目的欲望，而在于教育人们懂得爱好什么、憎恶什么，从而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。
 
　　《礼记》不仅强调了音乐对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，还对音乐与政治如何相通进行了深入阐述：“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。声成文，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音声之道，与政通矣。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五者不乱，则无怗懘之音矣。宫乱则荒，其君骄；商乱则陂，其臣坏；角乱则忧，其民怨；徵乱则哀，其事勤；羽乱则危，其财匮。五者皆乱，迭相陵，谓之慢。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。”意思是说：声音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。情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。声音节奏和谐，这就是音乐。太平盛世的音乐，安详而愉快，是因为政治和谐；乱世的音乐，哀怨而愤怒，是因为政治不和谐；亡国的音乐，凄怜而悲伤，是因为人民流离困苦。音乐声韵的道理是和政治相通的。五音中的宫象征君，商象征臣，角象征民，征象征事，羽象征物。如果五音协调而不杂乱，就不会出现败坏不和的声音。宫音杂乱，音乐就会离散而无中心，反映国君骄傲自满而贤者离去。商音杂乱，音乐就会倾斜不正，反映臣子官品败坏。角音杂乱，音乐就会充满忧愁，反映政令苛刻百姓怨恨。征音杂乱，音乐就会哀伤，反映徭役不休而民事劳苦。羽音杂乱，音乐就会危急紧迫，反映民众贫困而财用匮乏。如果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五音都杂乱，互相发生抵触，就叫做“慢音”，音乐便显得傲慢自大而无条理。音乐一旦演变至此，国家的灭亡就不远了。
 
　　对于乱世之乐对人心、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，在《吕氏春秋》中也有精辟的论述：“乱世之乐，为木革之声，则若雷，为金石之声，则若霆，为丝竹歌舞之声，则若噪。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，则可矣，以此为乐，则不乐。故乐愈侈，而民愈郁，国愈乱，主愈卑，则亦失乐之情矣。”意思是：乱世的音乐，演奏木制、革制乐器的声音就像打雷，演奏铜制、石制乐器的声音就像雷霆震怒，演奏丝竹器之类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。这样的噪响用来惊骇人们的精神，震动人们的耳目，动摇放荡人们的性情，倒是可以办到的；用来作为音乐演奏，那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欢乐。所以音乐愈是奢华放纵，民众就愈是受到抑郁，国家愈是混乱，君主的地位亦愈是卑下，这样也就失去音乐的本来意义了。
 
　　正是因为中国的古圣先贤对包括文章和礼乐制度在内的“文”有这样深刻的认识，所以，在中国古人那里，完美的文章、文学、文艺作品一定是真、善、美的统一。孔子删诗书、定礼乐的目的，也是为了保证诗、书、礼、乐符合“思无邪”的标准，避免引起人们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为。由此可知，古人所谓的“俗文化”，并非内容的低级趣味，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传达着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为内容的“核心价值观”，是社会教育必不可少的形式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通过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，宣讲“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”的内容，才能使这些道德观和价值观深入人心。例如，如果我们一方面提出了“以骄奢淫逸为耻”的荣辱观，另一方面，我们的电影、电视、诗词、小说、戏剧、音乐等却引导人们去追求奢侈浪费、淫逸放纵的生活，就不可能使这一荣辱观深入人心。我们的文学、文艺作品，真正做到“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，才能起到“以文化人”的目的，通过全面提升人的素质而发挥“文化软实力”的作用，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才能真正达到。